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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乡并镇带来什么(城镇化视野下的基层治理)

归档日期:05-02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猪苓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10年前,吴明喜便看中了猪苓的利好市场,但在那时,他只有半亩地,地块细碎化的现实让他根本不可能做大产业、形成规模。撤乡并镇后,他花钱租种同村的撂荒地,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种植面积,还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安排到自家地里干活,实现了土地流转与增加村民收入的互促双赢。

  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不断推进,撤乡并镇已成为加快城镇化的“催化剂”,撤并后的乡镇机构“消肿减负”,有了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基础。

  经过2001年、2011年两次大规模撤并乡镇,陕西撤并乡镇330个,撤乡设镇210个,撤乡镇设街道办事处19个。撤乡并镇后,全省共有乡镇1224个,街道办事处194个。

  那么,轻装上路的小镇能否兼顾效率与公平,让群众享受到更有效的公共服务?机构人员做减法,管理服务做加法,撤并之后的发展问题又该如何求解?

  陕西宁陕县城西部,有一个筒车湾镇,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耕地面积不足5410亩,常住人口只有5355人,折算每平方公里26人。当地人说得形象,筒车湾是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。

  筒车湾镇于1996年由原五龙乡、筒车湾乡、油房坳乡合并而成,在随后的村组撤并中,先后将原有的16个行政村,精简至8个。可以说,撤乡并镇一直伴随着筒车湾镇的发展变化。

  提起龙王坪村的吴明喜,村镇上的人似乎都对他有所耳闻。村干部告诉记者,他是筒车湾镇林下经济的种植大户,很有经济头脑。

  10年前,吴明喜便看中了猪苓的利好市场,但在那时,他只有半亩地,地块细碎化的现实让他根本不可能做大产业、形成规模。撤乡并镇后,他花钱租种同村的撂荒地,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种植面积,还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安排到自家地里干活,实现了土地流转与增加村民收入的互促双赢。

  干部们替吴明喜算了一笔账:他们家10亩地,猪苓一斤70—110元左右,3年后猪苓成熟,按照最低价一斤70元卖,至少能挣70万元左右。除自己增收外,他每年给雇佣的村民发两三万元的工资,农民增收便多了一条途径。

  在吴明喜的带动下,目前,该镇已有70多户进入猪苓、天麻等林下经济的种植行业。

  包产到户,单打独斗,这样的传统种植模式弊端日渐突显。而撤乡并镇恰恰促进了土地流转新机制,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,也让村民们品尝到了改革带来的甜头。

  如果说吴明喜的创业仍未跨出依赖土地的传统模式,那么筒车湾镇越来越多的人步子迈得更远,开始了“两栖生活”。旅游发展的东风,让不少村民在“五一”到“十一”的旅游旺季来到筒车湾镇“上班”,平时则在自家地里干农活。

  沿汶水河畔前往筒车湾镇中心的路旁,有一家名为文爱平的农家乐。店主就叫文爱平,今年29岁,和妻子一起经营这家不大的农家乐。上下三层的小楼集家住和经营为一体,一次只能容纳五六桌客人,年收入可达两三万元。

  筒车湾镇党委书记贺海宁说,像文爱平这样的农家乐,全镇一共有27家。撤并后的乡镇有了新活力,筒车湾镇计划打造生态休闲旅游名镇,开发完成后,预计旺季每天接待参观人数1万—1.2万人,一年总收入达3亿元。以筒车湾漂流的旅游开发为依托,一场让周边村民充分参与经营、增收致富的“战役”即将打响。

  “有通村路,无通组路。”今年60岁的陈明逵,已经连任六届朱家沟村村支书。干了20多年村干部的他,对撤乡并镇深有感触。

  大队变小队,小队的项目就会被“吞并”。陈明逵解释道:“因为3个村变1个村了,项目减少了一多半,修路、灌溉、通电的项目就辐射不到各个小组。我们村至今还有3个组不通路,这样会让本来就贫困的村民生活更加困难。”

  目前,国家许多针对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都是以乡镇为对象,被撤并乡镇地区的投资机会随之丧失。撤乡并镇对人员机构做了“减法”,但与此同时,也让公共服务在无形中缩水。乡镇管辖面积扩大,增加了农民的办事难度和经济负担,公共服务匮乏、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成了“被平均”的对象。

  海棠园村,就是这样一个“被平均”的例子。距离中心镇最远,还是镇上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村庄。

  撤乡并镇以后,许多事都得去镇上办,也就越发不方便了。“到镇上至少有13公里的路,路费、餐费不说,要是碰到领导出门或者下乡,还得住一晚上,一趟的成本就得百元,这对我们靠山吃山的群众来讲,花费已经很高了。”被撤销乡镇的老镇长雷明星说。

  这个困境,乡镇也意识到了,于是先后设立服务中心、维稳中心、办事处等机构,但效果仍待检验。

  不能过度撤并,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。贺海宁坦言:“现在撤并得刚刚好,再精简就有问题了,会导致基层政府的灵活性和机动性降低。”

  从区域的特殊性讲,宁陕县许多乡镇都处于泥石流、滑坡点,一旦有灾害发生,在资源向中心镇倾斜的新体系内,信息能否及时传达、物资能否顺利运到都是问题。

  从民风民情上讲,在中国农村,有开村民大会的习惯,傍晚一召集,村民们陆陆续续搬着凳子结伴而来,在轻松热闹的氛围中既完成工作,又密切了干群关系。而随着乡镇半径的扩大,村组的撤并,这样的场景却变得少见了。

  在教育上,宁陕县民政局的安明友提到,如果再撤并,势必会造成一些生活能力较弱的孩子被迫去较远的学校读书,导致农村孩子上学成本增加,“上学之路”变得更加艰难。

  撤并乡镇,减法做得迅速,却也滋生了乡镇如何撤并、人员如何分流、机构如何改革等令人头疼的问题,这些坎儿跨不过去,即便做了减法,效率也未必增加。

  “经过几番研究讨论,筒车湾镇实行竞聘上岗、提前退休、调整职务的办法进行人员分流,引入竞争机制,因职选人,让干部队伍精干起来。”贺海宁说。

  这样的减法,带来了增效。雷明星回忆起当年开会的“阵容”:“没有合并之前,开个大会要一百五六十人,住宿难安排,经费也高。撤并之后,开会只要七八十人,工作效率更高,也方便管理了。”

  老镇长回忆说,以前村干部都被戏称为“一包烟干部”,因为工资待遇低,平均一天只有7块钱,只够买一包烟。撤并之后精简了乡镇机构和公职人员,加之政策的保障,情况才稍有好转。

  撤乡并镇,陕西走出了自己的路子。着眼于陕南地质条件较差、山体稳定性脆弱的特点,2011年7月1日,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实施办法(暂行)》。

  《办法》要求,在陕南移民搬迁中,让搬迁群众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”。这一举措不仅主动尊重自然规律,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,更成为了消除撤乡并镇后遗症的“解药”。

  “并村不并户就没有实效!”贺海宁分析道,如果较为偏远的住户不搬迁,那么撤并的乡镇只是名义上的变更,百姓依旧分享不到改革的成果。

  撤乡并镇要想加速起航,在发展壮大镇域经济、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外,还需把移民搬迁作为新抓手。二者结合方能达到撤乡并镇的真正目的,促进城镇化建设,让群众脱贫致富,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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